□张健

那两条大前门香烟，静静地躺在我的柜子里，像两只蛰伏的野兽，等待着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乡政府小文书去驯服。一九八三年的冬天，冷得连供销社烟酒柜台陈会计的电话线都结着霜花，他的声音从话筒里钻出来：“小张，有两条大前门，来领一下。”

我那时二十出头，刚穿上四个口袋的中山装，上衣口袋里装着两支钢笔，走起路来便有了几分得意。供销社的柜台高过我胸口，陈会计从后面递出两条烟，什么也没说。我接过来，那烟盒上印着的“大前门”三个字，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。

带海绵嘴的。这烟难买得很。我把它锁进柜子，像守财奴锁他的金子。两个星期过去，我的手指开始发痒，终于在一个无人的午后，偷偷拆开一包，躲进厕所。我不会抽烟，那辛辣的烟气呛得我直咳嗽，眼泪鼻涕一齐流下，可心里却美得很——我抽的是计划供应的烟，一般人买不到的。

后来县委组织部的科长来了。我毫不犹豫地从柜子里掏出两包。科长抽了一口，眼睛一亮：“小张真有本事！还能搞到这么好的烟。”我的胸膛立刻挺得更高，仿佛那烟是我亲手种出来的一般。直到那些离休老干部找上门来。“小张啊，听说县里供应给我们的大前门你领回了？”为首的老者笑眯眯地问。我顿时如坠冰窟——十包烟，被我抽掉送掉，只剩一条了。原来那些是计划给老干部的，我起初并不知情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没得多余。我的额头沁出冷汗，手指在桌下绞成一团。陈会计救了我。他让我自掏腰包买一条“草海”烟充数。“就说今年计划紧，”他教我，“每人一包大前门，一包草海。”我花了半个月工资，才把这桩祸事遮掩过去。

彼时，计划经济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，每样东西都像被这只手拿捏着，动一发而牵全身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巨手好像是如来佛的，我们每个人就像孙悟空，谁也逃脱不了，稍有不慎，后果不堪。

煤炭的事更教我后怕。我看秘书常开介绍信让人买平价煤，便自作主张给几个同学朋友也开了，每人三五百斤。他们夸我有本事，我得意洋洋。直到秘书拿着一沓介绍信来找我：“这些是你开的？”他的脸色难看极了。

原来平价煤是县里下计划的，秘书开的介绍信都是预供给敬老院和政府食堂的。县里计划下来时，要从预供中扣除。我擅自开的那些，等于挖了公家的墙角。所幸数量不大，领导只给予批评教育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冷汗浸透了被褥。

结婚证的事倒让我颇感欣慰。那时节，包办婚姻的旧习未除，不少自由恋爱的青年拿不到户口本。每当有男女青年红着眼睛来求我，只要年龄够，我便积极给他们办证。几十年后，常有陌生夫妇向我道谢，说多亏我当年成全，如今生活美满。我听了，心里便涌起一股暖流。

如今想来，那些年我像在钢丝上跳舞，一边是死板的计划与规定，一边是活生生的人情与需求。计划经济的巨手无处不在，我翻跳其间，时而撞得头破血流，时而又太平无事。

去年我退休了，闲来无事便翻捡这些旧事。“大前门”香烟，如今已经随处有售。煤炭也放开供应，结婚更不再需要单位证明。那些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计划，如今看来不过是时代的一个注脚。我们那一代人，在计划与市场交接的缝隙中摸爬滚打，既被束缚，也被塑造。有时我会想，若把当年的我放到今天，或许会显得笨拙可笑；而今天的年轻人若回到那个年代，怕也寸步难行。每个时代都有其看不见的巨手，我们既要在巨手上跳舞，也是被巨手束缚。

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我有些许老年斑的手上。那些香烟、煤炭、结婚证，都成了记忆里的碎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