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薛元明

回顾潘天寿的一生，虽然目标宏大，志向高远，但又非常接地气，具有一定的可行性。潘天寿常说自己是老家雷婆头峰上的一块石头，可见其幽默淡然之处，质朴本色。石头无疑再普通不过，但也有可能最见奇异之处。“雷婆头峰”是其老家的一座极普通的小山包，屡屡出现绘画题款中。当年他在老家楼上的画室前开窗远眺，便可见到这座被称为“雷婆头峰”的山。“雷婆头峰寿者”的题款很多，总体上呈现势若累卵的排列，给人以造险而又稳当的感觉，最终成为画面中有机的部分，令人遐想。有关“雷婆头峰”的签名，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潘天寿在一瞬间的高超技法变化功夫。虽然是大同小异，关键趣味就在“小异”。可以大致分为三类：一是除了“雷婆头峰”四字外尚且有篆隶行草的搭配，属于“有效组合”，形成错落之变。第二类是“雷婆头峰”加上“寿”或“寿者”，纵势而下，字形大小对比悬殊，“雷、寿”为行楷，中间三字为草书，“雷、峰”二字相对较大，“雷”字尤其夸张，明显是从郑板桥来。第三类是“寿者”后再加上“制”“草”或“指墨”等，字形的摆放更为纵长，变化愈难。众所周知，签名无疑是书家一生写得最多的字，因为太熟练、太熟悉而缺少变化，易于熟俗，在刹那间求变化，几乎是一种本能，然而，天长日久的惯性也会逼迫着个人向着“套路”进军。所以，决定最终艺术效果的就是两种“力量”的此消彼长。与此同时，还暗含了第三种限制因素，就是无论如何急于求变还是刻意求变，一定要出之自然。这当中有一定的规律性，比如“雷、峰”二字大，“雷”用楷，“峰”用草，由此字可以看出潘天寿还学过章草，但笔势和字势的变化不可预料，笔随心动、情随意生，形成多重变化。签名更能看出个人的功力与性情。寥寥数字，见证了潘天寿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宗旨。“天授”和“天寿”等字号亦令人感慨万千。“天授”意思就是“天才”，外加上潘天寿一生师承中有种种奇遇，得益于多位良师的教导，“天寿”则意味着“天命”，不禁为其晚年的遭遇而唏嘘不已，否则可能成就会更加突出，但历史不能假设，冥冥中包含了“天意”，天意从来高难问。众所周知，潘天寿的社会标签是画家身份，书法名声相对不显。到底是因为绘画水平实在高于书法太多，还是对其书法认知不够？后者显然是主要原因。在发掘其书法临创的独门诀窍时，应该关注到绘画习惯对书法个性的塑造作用。进而言之，潘天寿书法实质上是“诗书画印”共同作用的结果，“中国传统绘画是文史、诗、书法、篆刻等多种艺术在画面上的综合表现，就更和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紧密地联系，这是很自然的。”潘天寿强调“诗书画印”的完美结合，将画事提升到学术的高度，说明潘天寿从未停留在“技”的层面，他毕生沉浸于中国画的发展创新中，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总结，最终上升为理论高度，对于中国画的发展意义重大。

由于潘天寿在绘画艺术方面突出的创造性，掩盖着他的诗文、书法和篆刻艺术上的成就。事实上，恰恰是多方面的综合成就促成了他在中国画史中的历史地位。在潘天寿看来，中国绘画乃至东方系统的绘画，以墨线为主，最为重视的是概括、明确、全面、变化以及动的神情、气势诸要点。再者，中国绘画的用线，与西洋画的线不一样，是充分发挥毛笔、水墨及宣纸等工具的灵活多变的特殊性能。“吾国文字与绘画之组成，以线为主，线以骨气为质，由一笔至千万笔，必须一气呵成，隔行不断，密密疏疏，相就相让，相辅相成，如行云之缥缈于天空，流水之流行于大地，一任自然，即以气行也。气之氢氤于天地，气之氢氤于笔墨，一也，故知画者必知书。”“书画同修”所呈现的“互促”，笔法多变而不拘一格，结字奇险率意，章法的疏密对比，甚至有针对西方“构成”意识的化合，加上少字和多字，大字和小字，绘画题款与专门的书法创作，不同的形制，所以书风多变而出彩。潘的融合创作，除了得力于画家身份之外，诗人角色显然发挥了特别而巨大的作用，使他的书法作品成为充满想象力的创造。绘画向书法借鉴“写”，是为了和书法一样具有“化机”，潘画不论在用笔和构图上则主要是隶书和魏碑体，大都化圆为觚。几乎全以方折觚线构造形象，堪称前无古人，因而他的“强其骨”就非一般“力能扛鼎”之笔力，而是呈现铁骨铮铮的独特风姿。概而言之，潘天寿书法与绘画的相通存在五个方面：其一是“技通”，涉及从毛笔工具到笔法的层面；其二是“形通”，即结字特点与画面物象形态上的相似之处；其三是“意通”，即源于独特个性及审美取向所塑造出的书画风格的相通之处；其四是“神通”，即超越直观视觉形象而建立起的书画之间神采意韵的内在关联；其五是“文通”，即书法和绘画作为脱胎于同一文化母体而存在的本质相通之处。

虽然有些综合型艺术人才是多面手，但必定有所侧重，赵之谦的笔法是“书家意识”的主导，潘天寿则是“画家意识”，这也是被评为“画家字”的重要原因，但他又超越了单纯的书家角色。其笔法往往有不可预料的特点，比如“懒秃寿者草草”款字就是散锋、破锋的妙用，所录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就是难得一见的细笔，说明潘天寿一直有多元尝试，然所书汤显祖《暮江南》中的有些字形则夸张过度，特别是第二行的“归”字，欹斜过度，显然安排太刻意了。谈及绘画技法对书法创作的影响，先要分析“融合度”的问题。所谓的“融合度”，就是书画笔触和笔意的和谐度，像赵之谦书法个性太强，绘画作品最初关注的是款字。融合度强的比如黄宾虹，他的发力点在金文，收获在行草书。潘天寿多体兼涉，存在多个方向的尝试，有不同的笔触，形成不同的风格路数，风格跨度大，但具体就某一件作品而言，则非常融合。分别来看潘天寿24岁的《疏林寒鸦图》，36岁的《甬江口炮台图》和57岁的《焦墨山水图》，不同作品有不同笔触，不同风格的款字，不同的意境，整体上妙合无垠。这当然与他的多元临摹取法有一定的关系。具体就笔法细节来看，61岁《春酣》的款字第一行中“一”字行笔夸张，末行中有兰草叶子插入“卯、初”二字之间，并不觉得突兀，反而有呼应之功效。录苏轼《石鼓》斗方其实有效仿郑板桥之意，篆隶行草进行巧妙组合措施，分外协调，别见新意，且留白大胆，独辟蹊径。“郁”和“龙”两字的夸张笔画遥相呼应，堪称神来之笔，这些关键处理，既是有意的，也是无意的，说有意，是个性意识强势主导；说无意，一切都是功到自然成的结果。